谈《周易》,首先要分清“经”与“传”是两个时代的产物。
所谓“经”,指卦画、卦辞与爻辞,即今天所见六十四卦的框架与文字。学界通说认为,这套符号与文辞在西周初年已大致成形,本是周人用于问疑的官书——王室遇事,藉蓍草推演以观休咎。所谓“传”,指后来附在经后的十篇解说,统称“十翼”,包括彖传、象传、系辞、文言、说卦、序卦、杂卦等,成于战国至汉初,出自儒家后学之手。
一句话:经是周人的问疑记录,传是战国儒者的哲学发挥。后来的“易学”,绝大部分篇幅其实是在注“传”,而非单纯读“经”。
两层之书:经与传
把《周易》还原为“两层之书”,是进入易学史的总钥匙。经的部分是上古信仰与语言的标本,传的部分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跃升的见证。
古经本为问疑之书
《周礼·春官》记有“古官掌三易之法:一曰连山,二曰归藏,三曰周易”。可见在周代职官体系中,易本属古官所掌,与古法、问梦并列,是王室决策前的参考之一。卦爻辞中大量“利涉大川”“勿用”“有孚”等断语,正对应着问疑休咎的语境。
但《周易》与更早的占法不同之处,在于它把零散的占辞系统地组织进六十四卦的符号秩序中,使一套文本既可用于问疑,又自成严密的结构。这种“结构与文本合一”的特征,正是它后来能脱离问疑、升格为哲学经典的先天条件。
从问疑到义理的转折
春秋以降,尤其是孔子之后,儒家开始把《周易》从问疑之书读成修身之书。司马迁说“孔子晚而喜易,韦编三绝”,虽未必全是史实,却点出一个关键转向:易不再只是问休咎的工具,而成了讲“德义”的文本。
《系辞》中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“君子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”等语,已完全脱离具体问疑,转向普遍的人生与政治智慧。到了汉儒,田何传易,经文与传文合流,正式成为儒家“五经”之一;至唐代《五经正义》以王弼、韩康伯注为底本,易学稳居官学核心。
我们今日如何定位它
把《周易》还原为“两层之书”,并不贬低其价值,反而让我们读得更清楚:经的部分是上古信仰与语言的标本,传的部分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跃升的见证。今人研究它,重点不在复现问疑,而在理解一套符号系统如何被不断重新诠释,从而承载了两千多年的哲学思考。
这正是“古易今读”的立场:把它当作一部文化经典来读,而非一部推演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