談《周易》,首先要分清“經”與“傳”是兩個時代的產物。
所謂“經”,指卦畫、卦辭與爻辭,即今天所見六十四卦的框架與文字。學界通說認為,這套符號與文辭在西周初年已大致成形,本是周人用於問疑的官書——王室遇事,藉蓍草推演以觀休咎。所謂“傳”,指後來附在經後的十篇解說,統稱“十翼”,包括彖傳、象傳、繫辭、文言、說卦、序卦、雜卦等,成於戰國至漢初,出自儒家後學之手。
一句話:經是周人的問疑記錄,傳是戰國儒者的哲學發揮。後來的“易學”,絕大部分篇幅其實是在注“傳”,而非單純讀“經”。
兩層之書:經與傳
把《周易》還原為“兩層之書”,是進入易學史的總鑰匙。經的部分是上古信仰與語言的標本,傳的部分是軸心時代中國思想躍升的見證。
古經本為問疑之書
《周禮·春官》記有“古官掌三易之法:一曰連山,二曰歸藏,三曰周易”。可見在周代職官體系中,易本屬古官所掌,與古法、問夢並列,是王室決策前的參考之一。卦爻辭中大量“利涉大川”“勿用”“有孚”等斷語,正對應著問疑休咎的語境。
但《周易》與更早的佔法不同之處,在於它把零散的佔辭系統地組織進六十四卦的符號秩序中,使一套文本既可用於問疑,又自成嚴密的結構。這種“結構與文本合一”的特徵,正是它後來能脫離問疑、升格為哲學經典的先天條件。
從問疑到義理的轉折
春秋以降,尤其是孔子之後,儒家開始把《周易》從問疑之書讀成修身之書。司馬遷說“孔子晚而喜易,韋編三絕”,雖未必全是史實,卻點出一個關鍵轉向:易不再只是問休咎的工具,而成了講“德義”的文本。
《繫辭》中“窮理盡性以至於命”“君子藏器於身,待時而動”等語,已完全脫離具體問疑,轉向普遍的人生與政治智慧。到了漢儒,田何傳易,經文與傳文合流,正式成為儒家“五經”之一;至唐代《五經正義》以王弼、韓康伯注為底本,易學穩居官學核心。
我們今日如何定位它
把《周易》還原為“兩層之書”,並不貶低其價值,反而讓我們讀得更清楚:經的部分是上古信仰與語言的標本,傳的部分是軸心時代中國思想躍升的見證。今人研究它,重點不在復現問疑,而在理解一套符號系統如何被不斷重新詮釋,從而承載了兩千多年的哲學思考。
這正是“古易今讀”的立場:把它當作一部文化經典來讀,而非一部推演手冊。